由蕾奧董事長兼首席規劃師王富海著的《開創城市規劃2.0：行動規劃十年精要》將于近期面世。本書以行動規劃的理論為切入點，結合蕾奧十年來的經典案例，系統敘述了蕾奧主張行動規劃的緣由、思路、內涵、具體內容及其用途，闡述了行動規劃在中國城市規劃制度與體系演進中的意義，并對行動規劃如何應對2.0時代的發展趨勢和規劃需求做出了前瞻性的探討。本書以“開創城市規劃2.0”為主題，那么何謂規劃2.0？接下來的幾期規劃海鮮，我們將圍繞規劃2.0，談談我們的理解。今天是第一篇《城市的新時代——“運營時代”》。
核 心 觀 點
在社會經濟大環境的變化下，城市發展由增量轉到存量、經濟轉到人本、外生轉到內生、速度轉到質量，以往高速城鎮化時代的經驗難以復制、沿襲。我們認為十九大提出的“新時代”，其實也意味著城市發展進入一個“新時代”，也就是城市的“運營時代”。
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歷了前三十年的快速城鎮化和城市迅速擴張，也在近十年逐步進入一個經濟社會全面的轉型期，這個轉型期恰也昭示著城市發展的轉型需求。我們可以嘗試從人、地、產、財、城、管等多個角度進行概述。
一、從人的角度
根據一些機構的研究報告，人口的大規模跨地域流動和快速城鎮化出現一個趨緩的趨勢，先發地區例如珠三角，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趨近高限，繼續快速增長不現實且沒有必要；與此同時，在產業轉移和梯度發展過程中，中西部后發地區農村人口趨向于本地城鎮化，改革開放的“人口紅利”期即將結束。在這過程中，關注點將會從城鎮化的“量”轉移到“質”，關注大量農業轉移人口的“半城鎮化”問題，以及長期發展慣性積累下來的“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問題。“以人為本”正在替代“GDP 導向”，成為城市發展的新主題詞。城市間的“搶人大戰”僅僅是中國城市新時代競爭主題變遷的開端，從“招人”到“留人”，再到“發展人”，將是城市發展的重要話題，給人們帶來對城市發展目的的重新思考和具體措施的不斷推陳出新。
＊ 20 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城鎮人口比重（城鎮化率）逐年增高，2017 年達到58.52%，但自2011 年突破50%以后，其增速也逐漸降低。按照城鎮化的一般規律，我國已經進入更加注重城鎮化發展質量的階段
二、從地的角度
土地制度改革使土地由單一的政府劃撥方式，向土地出讓方式（招、拍、掛）占主體的有償使用方式改革，是城市發展建設的重要驅動力。但“土地財政”的畸形發展也使城鎮建設用地開發規模背離了其合理承載城市經濟社會活動的本來面目，轉化為以城市財政經營目標為需求的擴張沖動，導致城鎮建設用地規模擴張過快，利用效率不高，根據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的材料，全國當時（2013 年）有約5000 平方公里的城鎮工礦建設用地處于低效利用狀態，占全國建成區的11%。在人多地少的國情下，土地利用粗放不僅影響著糧食安全、生態安全，同時也給城市未來的持續維護運營帶來了隱患和風險。“嚴控增量、盤活存量”成為當前土地管理的重點要求。
三、從產的角度
改革開放鑄就了中國“制造大國”的地位，但也在發展中形成了出口依賴、二產畸高、質量偏低、污染嚴重等一系列內部外部問題，這個發展階段的城市化，主要由工業化帶動。隨著國家整體進入工業化中后期，制造業傳統比較優勢逐步削弱，創新發展、智能制造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當前產業發展的關注點，促使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城市作為產業經濟發展的主戰場和根據地，其產業發展也在呈現高端化、服務化、多元化、創新化、特色化等多種態勢，需要政府做出改革性的思路轉變，并在建設和管理各方面做出匹配性的調整安排。
四、從財的角度
分稅制改革背景下，土地財政成為諸多城市地方財政和建設資金的主要來源。同樣是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的資料顯示，地方政府整體債務率已經超過100%，部分城市甚至超過200%，過度依賴土地財政存在極大的財政金融風險。因此，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城市建設運營成為市場經濟下的必然選擇。然而不同于政府資金的公益性，社會資本有其趨利性的特征，在不同的投資體制下，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的模式必然發生不同于以往的變化。總的來講，城市財政剛剛適應了投入－產出的“建設模式”，如何轉為廣開現金流渠道，從軟環境建設中提升城市質量的“運營模式”，是極其重要的課題。
＊ 有關機構曾以四種不同算法比較了2016 年7 月末全國30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債務率，發現即使按照最低的算法結果分析，絕大多數省級政府整體債務率已超過100%。在過去的城市開發建設中，過度依賴土地財政會誘發極大的財政金融風險，但這已成為當前的普遍現象
五、從城的角度
城市建設的理念也在發生變化。一方面，隨著社會的進步，市民意識在不斷增強，對城市品質的提升需求在不斷提升，突出表現在“城市病”問題方面；另一方面，全社會基于人類文明發展的一些共識，例如遏制氣候變暖、傳承文化遺產、保護生物多樣性、促進社會包容等理念，正在逐步轉化為新型城市建設理念，低碳城市、智慧城市、綠色建筑、智能交通、共享社區等概念正在不同程度地付諸城市建設實踐。城市發展既要擁抱新的技術進步，也要體現人類文明的共識。
六、從管的角度
基于計劃經濟時代的城市管理模式和體制機制尚未完全脫胎換骨，“經濟唯上”的政績理念正在發生變革，同時，政府也面臨著從“城市開發建設者”到“城市管理運營者”之間的身份切換。未來的城市管理，應當是社會經濟全面綜合、市場社會充分參與、建設管理鏈條完整的城市治理。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的“完善城市治理體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都明示了這方面要求。從管理到治理，不僅意味著政府的身份和職能正在發生轉換，而且也意味著城市發展要素的作用機制在發生變化，需要更為精巧的政策設計的運維手段。
城市是經濟發展的發動機，是社會進步的火車頭，是創新進步的主力軍，也是國家競爭的主戰場。我國城市發展正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的中后期，面臨著換擋的關鍵環節，在社會經濟大環境的變化下，由增量轉到存量、經濟轉到人本、外生轉到內生、速度轉到質量，以往高速城鎮化時代的經驗難以復制、沿襲。十九大提出的“新時代”，其實也意味著城市發展進入一個“新時代”，也就是城市的“運營時代”。運營時代，城市擴張降速，生產出現過剩，成本優勢無存，面對的卻是前三十年快速發展被忽視和累積的各類矛盾和問題。它既是一個矛盾凸顯期，也是發展的關鍵期和改革的艱難期。
一位百強縣的“一把手”曾經說，經歷了幾十年城市快速發展的慣性，當前經濟、社會、城市建設、管理體制幾個轉型一起來，急需破題，原來的經驗都用不上，兄弟城市也是各探各路，無法借鑒。我們到底應該從哪里做起？這就是城市運營時代需求的形象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