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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治理中，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是可以建立“絕對標準”的。GDP增速要求和環保硬性標準可以“一刀切”，但人居質量標準卻應當是多樣化的，除了保障基本的生存，也要讓每一個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
中國從一個8億農民的國家變成一個8億城市人口的國家，是40年來一個顛覆性的變化①。快速的工業化進程推動了城鎮化的發展，廣大農村人口因更好的發展機會流向沿海、流向中部、流向城市。“胡煥庸線”以東集聚了全國94%的人口總量、95%的城鎮人口總量、94%的城鎮人口增量②。“進城”不僅帶來了國民身份的變化，也一并改變了他們對人居環境的需求。除了居住、就業等最基礎的需求，子女教育、公共醫療、社會福利、人際交往、文化生活等城市公共服務也成為人居環境中的必需。
面對人居需求在規模、分布和內容上的持續巨變，多年來我們在規劃建設上的應對卻是被動僵化的。沒有建立起有效的人居質量標準正是一大問題。
一方面，在大規模的快速城市化沖擊下，傳統的規劃千人指標早已與現實脫節，加之過于嚴格的城市土地用途管制和僵化的土地指標配給制又驅使城市土地以各種途徑趨向盈利用途，制約了人居質量的改善。
另一方面，在人口分布變化的大格局下，不同的自然地理條件、不同的人居類型、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社會文化狀態，對人居質量的要求必有差距，或者說是各具特點。
此外，現階段尤其大城市的人口文化結構和收入結構是金字塔型而非發達國家的橄欖型，不同人群對人居標準的定義和可承受能力皆不相同。許多農民赤貧來到城里，大學生無積累地從城市起步，他們可支付的美好人居就是廉租房，就是城中村。
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的城鄉人居是多元化、多樣化、多標準的。對人居質量搞“統一標準”既不符合人性化原則，還可能帶來不必要的經濟社會矛盾。
可以說，標準的多樣性是以人為本的空間治理區別于以經濟發展或環境保護為目標的空間治理的一大特征，也是創新空間治理思路的重要切入點。
當前宜盡快評估各級人居環境水平，建立人居質量基本標準。要實事求是地對各級人居聚落（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鄉村等）的人居現狀開展評估，取典型，制標準。
人居標準需按照基礎保障型和質量提升型分級建立，既體現相對性原則——即美好人居建設的高質量標準不應完全是高消費標準，應該是相對的、包容的、漸進的，可以滿足不同人群不同發展階段的需求——又要與各級政府的事權和政績相掛鉤。
同時，人居質量標準不能僅僅是住房和各類公共服務設施的規模體量（如住房面積、小學學位數），還必須包括對運行狀態和服務質量的衡量（如住房空置率、學位缺口）。
形成分區分類分級的基本標準后，就能以此為參照，去衡量全國不同區域各級居民點的人居質量，為后續的國家空間治理工作奠定扎實的基礎。
① 見吳志強院士在“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18年會”上的演講“改革開放40年的中國城鎮化”。
② 見李曉江在2016年“第13屆中國城市規劃學科發展論壇”上的報告“城鎮化空間特征與城鎮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