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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人居質量也是公共政策，自然要受到制度設計因素的影響。只囿于規劃設計手段，不從體制機制政策的角度著手，就無法有效調配各項資源，建立改善提升人居質量的長效機制。
例如，地方的“割據式”服務讓人居質量與地方經濟實力過于掛鉤。經濟發達的地區，教育、醫療、文化等服務水平都較高，經濟不好的地區，各類公共服務都較為落后。這固然是一種“馬太效應”，但一些最為基礎的公共服務（如義務教育）也存在巨大的區域差異，則是與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目的不相匹配的，解決之道當然不能只依靠“希望工程”而亟需建立起穩定有效的國家投入（救濟）機制。
當然，國家也并非沒有重視這方面的工作。鄉村振興、扶貧工程等常抓不懈的工作也廣泛涉及人居質量的提升，各部委也都有自己的區域政策、轉移支付等等。但是，部門間的“條條式”屏障又讓具體工作落到地方時容易出現政出多門、互不協調的局面，嚴重影響人居環境改善的效果。
針對這些制度性障礙，可以從如下方面著手：
一是探索建立公共服務及福利制度的雙軌制度。類似于目前正在推行的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可對全國城鄉公共服務及福利制度施行“雙軌制”，將最基礎的人居需求（尤其是義務教育）交由國家直管，提升型需求讓地方政府解決，從而保障國民的基本待遇，適當分割人居質量與地方經濟的過度捆綁。圍繞這一目的，要建立起配套的政策救濟機制，以定期現狀評估為基礎，通過轉移支付、購買服務等多種方式，保證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人居質量達到基礎標準。
二是建立起房地產稅費調節機制，為城市人居環境的維護提供穩定的資金。“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居必常安，然后求樂”。住房是人居環境中首當其沖的要素，但目前大城市高價高企、“房奴”遍地，中小城鎮過度建設、缺乏活力，都嚴重影響著人居質量。歸結起來，飲鴆止渴的地方“土地財政”是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解決之道就是要盡快建立起房地產稅收制度，一方面為今后城市人居環境的維護和改善提供穩定的現金流，另一方面可以梯級稅率和特別調節的方式平衡大中小城市的人居成本，刺激提高閑置房屋入住率，吸引人口集聚，讓未來的人們生活在城鄉及大小城市是因為對人居方式的選擇而非被人居成本所脅迫。
三是糾正唯GDP論，將人居質量納入行政考核要求。完善公共服務，增加公共空間，豐富城市文化，增進民生福祉，實現人居環境的高質量發展是“一切為了人民”執政宗旨的具體體現。當前，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目標下，依然存在著對過去片面追求GDP政績的“路徑依賴”。國家在生態文明體制建設中，已明確了生態文明績效評價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可參照此做法，將重視人居質量作為地方政府的“行為規范”，建立起圍繞公共性住房和基礎公共服務保障的評估、投入、監督、考核機制。
四是建立起面向存量管理的規劃體制機制，引入市場機制提高人居服務水平。中國城市的建設發展已普遍進入“存量階段”，但現行的城市規劃管理制度多是“增量階段”所設置的，難以適應新發展階段下城市人居環境改善的需要。嚴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約了發展新功能、滿足新興需求的可能，強調城市理想空間形態規劃和美觀優先的高標準設計，以及征地拆遷、推山平田等“凈地化”實施，使得城市秩序有余、活力不足，進而影響城市效益的有效發揮。實際上，人居質量與城市活力休戚相關，需要建立起面向存量管理的規劃體制體系，進一步放寬規劃管制，對有利于人居質量提升的改造活動報以包容的態度，研究施行各種鼓勵性政策吸引市場和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到城市更新當中，促進城市存量空間的自組織發展。
最后，要做好對未來生產生活方式的前瞻性研究。工業化階段“人隨產業走”，人居環境建設要聚焦生活空間與生產空間的關系；城市崛起后“產業隨人走”，人居環境建設開始關注城市中各種提升型生活需求；移動網絡時代“產業隨需求走”，部分人居服務也逐漸扁平化、去中心化；在可見未來，創新向街區回歸，生活逐漸智能化，將深刻影響人居的分布和形態。這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必須開展前瞻性研究工作，提前在空間上和政策上做出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