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深圳過去38年的城市建設史上，城中村的建筑體量幾乎占據了半壁江山。盡管長期以來城中村的諸多問題被廣為詬病，也一度被視為城市"毒瘤"，但認真審視深圳的發展歷程，城中村以其均分布、低成本、齊配套、多樣多變等特點，為深圳不同時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是這座城市活力、潛力和動力的重要來源。與充滿自上而下的秩序感的規劃深圳相比，具有自下而上的包容性的城中村可謂"第二個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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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盡管被稱為“按照規劃而建”的迅速崛起的城市，但沒有采用大一統“一張藍圖干到底”的單一組織模式。
1996年，深圳市頒布第一版覆蓋全市域的城市總體規劃。但實際上，自上而下的規劃秩序很難在當時的村莊集體土地上得到充分的貫徹落實。在“通常套路”下，往往要對原村莊進行整體拆遷，將集體土地轉為國有土地，方能納入城市規劃的作用范圍。
相反，深圳沒有對城中村進行強制拆遷，而是安排其就近拆舊建新，并建設小規模的工業區，尤其原寶安縣政府只能集中開發管理縣城所在地的自上而下建設，放任更多地方以村為單位各自建設，使深圳自下而上的開發區域和建筑總量占據了“半壁江山”，可謂“第二個深圳”。
深圳城中村最典型的空間形態特征是高度的破碎化小單元，但在市域層面又較為均質分布，與規劃建設區形成共生融合的發展狀態。
圖片來源：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官網
在深圳工業化城市化的起步階段 ，城中村就扮演了招商引資基本單位的角色。村級工業園為香港制造業北上提供了發展空間，城中村也為大批涌入城市的產業工人提供簡單的居住配套。
1978年7月，香港怡高發熱線圈廠與寶安石巖公社上屋大隊合作試辦加工廠，辦成了我國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如今，上屋村仍是寶安區現存較大規模的城中村。而加工廠原址已改建成全國首家以勞務工為主題的博物館——深圳（寶安）勞務工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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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城中村基本只有最初級的工業和居住功能，雖然在治安、環境、管理等方面出現了諸多問題，但也順應了深圳早期發展“三來一補”產業時節省成本的客觀要求，也適應了該階段下深圳城鎮人口的收入結構問題。
逼仄壓抑的握手樓，密如蛛網的高架線，隨處堆放的垃圾，低廉簡陋的住房……是城中村給人們最深刻的印象。在很長的時間里，城中村與“中國版貧民窟”、“城市毒瘤”等劃上了等號。
圖片來源：ZCOOL站酷 @普羅米修車
隨著深圳的快速發展商業、大學、辦公以及其他類型園區逐漸興起，在其中工作和服務的人群仍會受到城中村低成本優勢的吸引，如湖貝村之于羅湖商圈、崗廈村之于福田CBD、桂廟村之于深大、大沖村之于科技園……
這些城中村為相對低收入群體提供了距離工作地點較近又支付得起的生活商業配套，滿足了他們的基本生活服務需求，實際上也降低了整個城市的綜合生活成本，更好地支撐起了城市新功能的多元化發展。
左起依次為湖貝村、崗廈村、桂廟村、大沖村。它們均位于深圳重要的功能區塊附近，都曾為在鄰近地區就業和服務的人群提供了低成本、齊配套的基本生活服務功能。截止2017年，這4座城中村均已啟動或已完成拆遷改造。在造就一大批一夜暴富“傳奇”的同時，也加劇了深圳原關內地區的“紳士化”傾向。如2011年底啟動施工的大沖村改造項目，就涉及到1000戶左右原居民及300多戶非原居民的動遷、7萬多暫住人口的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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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轉向創新驅動的階段，城中村的存在仍能為深圳市的創新提供了非常好的物質條件相對較低的成本和相對較高的各方面配套，促使深圳的創業創新能夠像遍地野草似的發展，通過繁衍淘汰，最終出現若干成功的大型創新企業。
1991年9月，華為租下了深圳寶安縣蠔業村工業大廈三樓，開始研制程控交換機。最早的華為公司既是生產車間、庫房，又是廚房和臥室。
圖片來源：搜狐網
如果拿杭州的產業小鎮與深圳的城中村來做比較，前者就是在高成本的市中心之外找到一個地價相對便宜、能夠形成產業集群、又有基本配套的空間，再圍繞主導產業建設職住一體、成本較低、生態完備的配套場所。當然，杭州市區外圍的產業小鎮往往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豐富的文化特色或者獨特的環境條件。
全國知名的云棲小鎮地處杭州西湖區之江新城中部，距離杭州市中心約17公里，前身是轉塘科技經濟園。最初只是一個普通的城郊接合部工業園，僅20余家企業抱團取暖。2012年底，園區創建了浙江省首個云生態小鎮。2013年阿里云與西湖區合作共建阿里云計算創業創新基地，成立了全國首個云產業生態聯盟，即“云棲小鎮”聯盟，并召開首屆阿里云開發者大會。隨后阿里云開發者大會(后更名為“云棲大會”)永久落戶云棲小鎮，2018年云棲大會參會人數達到12萬人。良好的交通區位、優越的自然環境、清晰的產業思路、關鍵的龍頭企業、完善的服務配套，是這樣的產業小鎮能夠快速興起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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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創業創新的角度，深圳的城中村也充分提供了上述創業條件，并且是均勻分布于城市中心及其周邊，不僅數量更大，也更具多樣性。可以說，深圳用更低成本的方案實現了杭州產業小鎮所要達到創業創新環境。
觀瀾版畫村、大芬油畫村、田面設計之都可以說是全國聞名的文化產業村。它們基本都是在原有村落的基礎上，或依托名人效應，或根據既有產業，或通過政企合作，通過引入相對完善的市場化運作機制，因勢利導自下而上的發展而成，逐漸成為深圳的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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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價高企的今天，深圳仍能喊出“來了就是深圳人”，并保持較強的人口吸納能力。 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城中村成為吸納外來就業者、畢業生和創業者們可以住下來的重要場所。
2014年以來，深圳常住人口增量在全國一二線城市中位居首位。在城市增量人口普遍下降甚至城市常住人口負增長的今天，這是一項非常有力的城市競爭優勢。
圖片來源：中國指數研究院（微信ID：indexsoufun）
每年大量的外來人口幾乎無門檻的進入這座城市，若干時間后他們當中只有一部分才能長期扎根下來，但每年又有新的人口持續涌入，這將成為深圳今后人口發展的一個自然動態的方式。 但若無城中村，深圳整體的生活成本就得大幅提高，進而導致城市對人才和勞動力的吸引力迅速下降，直接傷害城市的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性價比頗高的居住成本是深圳能夠持續吸引新人口的關鍵。近些年，由房地產企業介入的公寓式改造或建筑微改造實際也變相提高了城中村的居住成本。如龍崗某村過去月租450-920元的單間經改造后，提升到1800元以上，增幅可達2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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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中村的分布相對均質，使得即便在高地價的市中心也有條件就近居住，從而縮短了大量居民的職住通勤距離，保障了深圳作為一個超高密度的超大城市依然有著良好的交通狀況。 甚至優于很多人口密度低于深圳的城市，這也是城中村對于深圳城市結構發展一項非常重要的作用。
2018年第4季度全國百城交通擁堵指數排名，深圳位于第62位。在全國8個機動車保有量超過300萬輛的城市中，深圳的擁堵指數也僅排第7名。深圳的交通擁堵情況遠好于北上廣。
數據來源：百度地圖《2018年中國城市交通報告》
由城中村和規劃建設區在空間上相互穿插、共融形成的“兩個深圳”，在空間秩序上頗為混亂，但在運作效果上卻呈現了意想不到的高分—— 使深圳可以容納從低到高的各種產業和多種收入的各類人群！
一座城市既有自上而下的秩序之美，也要有自下而上的活力之美（左圖是福田CBD，右圖是福田水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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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共同記憶”可能是曾經的地標和知名的景點，但更多的卻源自生活的氛圍、歷史的氣息、文化的傳承和舌尖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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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說，深圳的發展能夠顯現出今天的活力、潛力和動力跟城市的包容性、多樣性有著很大的關系。 這其中，作為“第二深圳”的城中村有著巨大的貢獻！
2018年11月，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就《深圳市城中村（舊村）總體規劃（2018-2025）》公開征求意見。規劃首次將約99平方公里的城中村居住用地劃入綜合整治區，明確規定在規劃期內不得進行拆除重建。這意味著，城中村對于深圳的價值和意義已越來越受到政府的重視。
圖片來源：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官網